1993年12月26日，南京，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，离休多年的提笔写下纪念文章。那时的他已经90岁，回忆起与毛主席相识相交的几十年，开头便引用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：“没有他，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。”在江渭清看来，这句话用来评价毛泽东，同样恰当。
这份感受，并不是晚年才突然产生的。对江渭清而言，毛主席既是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，也是多次在关键处记得他、信任他的领导者。两人的交往，往往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，却藏在几件小事里。
1949年9月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。江渭清作为第三野战军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，毛泽东曾到六国饭店看望各界代表。就在那天，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认出了江渭清，笑着打招呼，毛泽东也转身问起两人如何相识。
故事要追溯到抗战初期。江渭清当时任第一团副团长，曾到湖南找张治中，希望地方方面支援新四军。第一次交谈顺利，第二次却被门卫挡在门外。江渭清索性站在门口喊话：“国共合作抗日，可新四军没有粮食，战士们要上山打游击了！”
张治中听见后赶忙出来。江渭清也不绕弯子，直接提出借两千块银元。张治中后来对毛泽东说，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四千担稻子。毛泽东听后却认真起来，表示这笔钱要连本带利归还，还愿意为江渭清作证。张治中连忙解释，自己并非真要讨债，只是想说新四军确实困难。
1958年9月29日，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视察江苏，又见到江渭清，竟再次提起这笔“借款”。这件小事让江渭清印象极深。毛泽东并非只记得一笔钱，更记得抗战队伍当年缺粮少饷的处境。
渡江战役后，江渭清没有继续留在部队，而是转到地方工作，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。南京曾是国民党统治中心，接管这样一座城市，难度可想而知。毛泽东曾对他说，南京的接管之所以能够完成，靠的是纪律、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。
毛泽东还提醒他，进城以后要警惕“糖衣炮弹”，要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。对一个长期带兵的干部来说，从战场转入城市治理，面对的不再只是敌我较量，还有经济恢复、社会秩序和干部作风。江渭清后来在江苏长期任职，正是在这些具体事务中积累了地方工作的经验。
真正体现江渭清性格的，是1960年在杭州专列上的那次谈话。当时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受到关注，许多人谈到它的好处，江渭清却一直沉默。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，问他为什么不讲话，并说：“不抓辫子，不打棍子，不戴帽子。”
有了这句话，江渭清才把掌握的情况讲了出来。他认为，公共食堂消耗粮食过多，半年吃掉一年的粮；家庭养猪受到影响，农村副业也难以维持；食堂烧柴量增加，连道路两旁的树木都被砍去。说到最后，他还提醒，食堂若要停办，不能一声令下就结束，因为群众家里的锅、碗、筷子已经没有了，至少需要时间恢复。
毛泽东听完后，对周恩来说：“他说的很有道理。”随后，中央组织调查。1961年，相关政策逐步调整，农村公共食堂陆续解散。江渭清后来回忆，这次谈话之所以能够发生，关键在于毛泽东允许下面讲真话，也在于他没有把不同意见简单看成对抗。
遗憾的是，江渭清自己也经历了政治风雨。1967年2月，他离开工作岗位并受到冲击。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，安排专机将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几位华东地区负责人接到北京，安置在京西宾馆。后来，他又被疏散到长沙马王堆，和夫人徐敏在那里开荒种菜，度过了一段寂寥日子。
转机出现在1973年以后。江渭清向华国锋表达了希望重新工作的愿望，并写报告转呈毛泽东。报告只有六七百字，内容很直接：愿意重新接受组织安排。毛泽东仍记得这个老部下，随后让周恩来把他接回北京。
1974年年底，中央决定派江渭清到江西工作，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、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。江渭清听到安排后并不轻松，毕竟他已有多年没有工作，江西当时的情况也比较复杂。他曾说：“这个担子太重了。”但组织决定很快落实，1975年元旦，《江西日报》公布了他的任职消息。
这次安排来之不易。叶剑英后来告诉他，中央过去曾多次考虑给他安排工作，却总有人提出各种理由加以阻拦。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时，毛泽东很不耐烦地说，东边不能去，西边不能去，那就让他到江西去。江渭清听到这些往事，对毛泽东的感激更深。
在江西任职期间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工业整顿上，尤其没有放松粮食生产和农田建设。多年后，他仍说：“我对于农业，是始终不敢放松的。”1982年，江渭清退出领导岗位，回到南京。1983年6月20日，他在寓所写下文章，谈到人终究会老，但离退休干部仍应关心党、国家和人民的事业，力所能及地发挥作用。
1993年，他写下对毛主席的怀念。那不是对某一件往事的追忆，而是一个亲历革命、战争、建国和政治风雨的老干部，对毛泽东一生事业所作的判断。那句话，也成为江渭清留给后人的最后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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